|
一部大作品一旦定型，任何修订都只能是修葺性的，而不应该是结构性的。我们中国人历史意识的基本缺陷，不在事实不清，而在是非不明。我们有庞大的史料库，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与研究之丰厚，无疑为世界之最。可是，我们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总体认知与阶段解析，以及对文明坐标式历史人物的价值评判等，既像是一片严重荒漠，又像是一个巨大泥潭。说荒漠，是因为我们几乎还没有文明史研究意识，说泥潭，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意识充满了矛盾混乱陈腐臆断，纠葛交错，说不清任何一个文明史的基本问题。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意识条件下，一部历史文学作品，最大的难点不是其所叙述故事的史实性，而是能否以新文明理念重新解读历史。解决了这个最大难点，这部作品的基本面就完成了。《大秦帝国》全新修订版的问世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北京世纪文景公司作出了巨大的努力，辛勤的劳动。重新排版、重新校订、重新设计、再度编辑，等等等等，时间紧迫，工作量极大。在世纪集团总裁陈昕先生的统筹指导下，在集团副总、世纪文景总经理施宏俊先生，副总经理王蕾女士的率领下，世纪文景的一群年轻朋友们蓬勃劳作，一体作战，殊多辛苦。责任编辑李文青及其所属小组成员杨越江、闫柳君，审读室何晓涛博士，营销编辑邓宇等，更是在具体工作中奋发认真，令人铭刻在心。在此，我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领导得力，对这些年轻朋友们的奋发劳作，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！另外，集团郭志坤编审提出了高水平的审读报告，在此一并感谢。二理清中国文明史，有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。第一个是如何评价秦帝国，第二个是如何评价儒家。从中国历史意识在 “前现代” 时期的呈现方式看，一个是 “非秦” 问题，一个是 “独尊儒术” 问题；从 “五四” 以来的近现代思潮看，一个是 “评秦” 问题，一个是 “批孔” 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中国文明史的这两个基本问题，一直贯穿秦帝国灭亡之后两千余年的历史意识。从中国五千年历史看，所有涉及文明史的问题，都不具有这两个问题独具的普遍性与深远性。对夏商周三代的认知，对秦帝国之后两千余年文明史的认知，尽管也有普遍性问题，但其对我们民族历史意识的深远影响力，无疑远远逊于 “非秦” 与 “独尊” 这两个最基本问题。这部《大秦帝国》，正是基于澄清 “非秦” 烟雾而问世的。对于秦帝国及其赖以生成的春秋战国的评价，则有三个基本问题。第一个，对这三大时代文明史地位的总体认知评判。第二个，对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的总体认知评判。第三个，对秦帝国政权性质及其施政实践的总体认知评判。依据我们在秦后两千多年形成的历史意识，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答案，几乎都是否定性的。第一个问题，我们已经形成的传统的普遍认知是：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，都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。对这一理念的表述，二十五史中比比皆是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的传统普遍认知是：统一中国文明，开于秦而成于汉。事实上，我们将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功绩，更多地赋予了汉代，又以否定秦帝国施政实践的方式，实际否定了秦帝国作为统一文明正源的文明史地位。第三个问题，我们的传统普遍认知是：秦帝国政权是专制政权，秦帝国施政实践是暴政，秦始皇是暴君。总而言之，秦之为秦，“暴秦” 两字足以蔽之。传统认知构成的事实是，我们对自己民族与国家文明历史最基本坐标的确立，绕过了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，而在事实上将夏商周三代与西汉看成了一个完整延续的文明史序列。中间最重要的枢纽时代，被我们全部确认为黑暗时代，一体否定了。文明历史的真相，果真如此么？对隐藏于深远历史烟雾之后的遥远时代，我们果真不能甄别么？三假如我们民族没有系统的史料，没有坚实的历史遗迹，而只有遥远模糊的碎片传说，也许，我们不会提出对传统认知的历史质询，而只能以传统的认知为认知，以传统的评判为评判。可是，事实恰恰相反，我们偏偏有世界罕有其匹的各种形式的详尽史料，文字的、考古的、实物遗存的，等等等等，林林总总，无比丰厚。对于技术性的事件研究、编年研究、局部细节研究而言，当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时段与细节。但是，对于寻求社会基本认知的大视野的文明史研究，我们的史料对于理清自己的文明历史足迹，已经足够扎实了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，我们仍然自囚于旧时代对中国文明史的陈腐认知，无疑是文明的悲剧。一个显然的要害是清楚的：我们的历史脚步是历代史官记载的，既往对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评价，自然也是依据过去时代的价值理念作出的。我们可以不怀疑被记载事件的基本真实性，可是，我们对那些陈腐的评价标尺，则完全有充分的纠正理由。不是事实清楚，而是是非不明。这是我们的基本状况。在既定史实（史料）被普遍认知的情况下，以新的理念去整理历史，去重新解读评判历史，是每一个时代必须做到，而且能够做到的。任何一代人，都必须必然要用自身所处时代的文明理念来重新评价历史，借以确定该时代前进的历史根基。战国时代，如果没有当时思想家群体秉持 “法后王” 理念而立足现实对历史作出的深刻反思，就不会有一浪接一浪的变法运动，从诸侯分治到统一国家的文明跨越也不会完成。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说，人类各个国家的思想史与学术史，都显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：作为人文领域的基本阵地，历史学第一要做的大事，是理清一个国家的文明历史脉络，并确立该国该民族最基本的文明历史坐标；国家民族以这种文明史研究为基础，进而形成国家民族的文明话语权。我们的现状，远远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的历史研究，在明清两代思想禁锢下形成了考据主义传统，对历史基本上只作技术性研究。1840 年之后，直到今天，将近两百年，我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这一传统，长期沉溺于事件研究、编年研究、技术细节研究。当然，这些研究是需要的，也是各个国家都有的。但是，任何文明发达的国家，都没有因为具体的技术性研究而忘记文明史课题。只有我们，被历史这壶老酒灌醉了，失去了清醒的文明评判，呼呼沉睡在传统的大梦里。梳理文明史并给国家民族提供文明话语权，是一代学人的基本使命。漠视这一使命，是我们的文明悲剧。四《大秦帝国》，是一部历史文学作品。作为基于澄清历史烟雾而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，人们自然有理由认为它是理念先行的。对此，我的说法是：《大秦帝国》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。尽管，当下文学的沉沦，已经使人们对 “文以载道” 这样的命题嗤之以鼻了。但是，我赞赏这种精神。文若无道，人何以堪？虽然如此，作为历史文学作品，除了基于连接历史断点而生发的必要的文学虚构，以及基于集中体现历史精神而对局部人物关系的调整之外，《大秦帝国》对历史的叙述是忠实的。惟其忠实于历史的真实，《大秦帝国》连绵不断的激烈冲突与无数烈士英雄的风骨节操，是战国历史真相的实然，而不是我所 “想象” 出来的。所以选择文学形式，是因为那个时代太过遥远，人们已经很难有真切的感觉了。文学的细节真实是根基，大量的鲜活细节在历史研究著作中是无法呈现的。通过文学的细节真实与生活质感，特定的历史风貌与历史精神，会以涓涓细流渗透我们的感知，使时尚而沉沦的当代人有亲切的认同。当然，未必人人感觉如此。但是，作为走进后人精神世界的一种历史生活，大约这是最为合适的方式了。秦帝国的根本伟大处，不在于统一了国家，而在于统一了文明。惟其有统一的中国文明，我们的民族虽历经劫难，但生命永恒。体验秦帝国历史的骄傲感，正在于她穿越历史而照耀我们精神的生命力。正因为如此，作为深度再现帝国文明创造力的文学作品，无论因为作者的局限而有多少缺点，它的历史精神与基本理念，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。
|